在1932年那个绝望的夏天，华盛顿特区宛若一座被团团包围的欧洲小国首都。这座城市自从五月，两万五千名一贫如洗的一战老兵携妻带子在其中的公园里、垃圾堆里、废旧仓库以及空商店里安营扎寨后便如此了。在一位荣誉奖章获得者的带领下，在华盛顿万千居民沉默的注视下，老兵们四处行军、大唱军歌；他们身披褪色的棉质美国国旗，在宾州大道上游行。然而，在大部分时间他们也只是等待着并忧愁着。老兵们到首都是为了向政府索要属于他们的大萧条救济品，而年关也将要到了；他们尤其想要的是那笔在1924年便于《调整后赔偿金法案》中许诺给他们(但一直到1945年也没给)的津贴能立即支付给他们。如果他们能得到这笔钱，每个人便都能得到大约500美元的收入。头条文章作者称他们是“津贴部队”“寻求补贴的游行者”，他们的自称则是“津贴远征军”。
津贴远征军希望国会能采取行动，然而希望却落空了。于是他们便开始祈求胡佛总统，希望他能听听他们中的领导代表的意见。然而胡佛总统只是传了句话，说他太忙了，然后便继续远离喧嚣、与世隔绝了。总统前往参议院的计划也搁置了，警察在白宫旁日夜巡逻。自停战(译注:南北战争停战)后，这还是这座执行机关的大门首次因故紧闭。胡佛总统把自己锁在白宫里，《纽约每日新闻》的头条赫然载着。他还干了更过分的；路障被高高立起，因为白宫这一处的封路，来自四方，甚至是两三百米的交通都被切断。一名独臂的老兵在进行纠察时试图穿越警卫的屏障，结果他被痛打了一顿然后被捕入狱。
站在今天回看当时，这种种景象好像是政府草木皆兵，在忙乱之中的过度反应。“远征军”不仅手无寸铁，而且也已经将那些激进分子清除出了他们的队伍；甚至尽管他们的饥饿已然肉眼可见，他们依然没有当街乞讨。他们早已虚弱不堪，虚弱到当不成暴民了。一位名叫德鲁·皮尔森的三十四岁《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形容他们道“衣衫褴褛，疲惫不堪，麻木不仁”，而且“脸上看不到一点希望”。“远征军守夜”活动规模日见增长，仿佛已然成为了对耐力的一种锻炼形式。一位卫生部门的督察形容他们营地的卫生状况为“烂透了”。临危受命的“军需官”的工作十分仰赖慈善捐赠：一卡车一卡车的食物从他们在得梅因市以及新泽西州的凯姆登镇的朋友们那里拉来；每天都会一位有热心的烘焙师送来一百条面包，另一位则会送来一千个派；对外战争老兵协会送来了500美元，而“远征军”自己则靠在格里菲斯体育场举办一场场队员间的拳击赛又募集了2500美元。这一切都属于偶然。权力机关实际上什么忙都没有帮——华盛顿警局甚至因以每天6美分的价格为那些游行者提供面包和咖啡而惹怒了胡佛总统——等到八月中旬，酷暑的到来缩减了他们的水资源，也加剧了他们的苦楚。
当时，华盛顿特区被英国外事办公室官方认定为“亚热带气候”，这也就是说那些外交官们十分憎恶这里难顶的酷热与浓密的湿雾；除了市中心几座标榜自己是“内含制冷设备”的大剧院外，再也没有哪里有空调了。在夏天，首都的生活只能是在遮阳棚下，在门廊的阴凉下，在载着冰块的马车旁，在专属夏日的家具中盖着夏日的薄毯子度过；有一本官方的旅游手册也声称“这时的首都对于想要研究虫子的人来说妙趣横生”。既没有阴凉处，也没有遮阳屏，“远征军”只得直面太阳的盛光。当老兵们的头排刚进入特区时，城市正是春暖花开之时。但是等到了九月，不仅木兰与杜鹃花早已凋谢，樱桃树也是光秃秃的了。夸张地来说，整个地球都因此而显得冷峻了几分。而游行的老兵们则活像是一些沙漠植物，市中心的老板们抱怨说“这么多穷鬼在街上走着，我生意都不好了”，然而这些老兵对国家的危害其实也就仅限于此了。
然而，尽管“远征军”的所谓威胁是政府草木皆兵的幻想，华盛顿当局对国际形势的暧昧态度以及它对欧洲的高度依赖却是实实在在的。在彼时全世界的六十五个独立国家中，有且仅有一个超级大国、力量中心——那便是英国。米字旗覆盖了全世界可耕种陆地的四分之一，这一“日不落帝国”的殖民地遍布世界，从欧亚非，到北中南美洲，再到西印度群岛，英国的领土上太阳真的永远不会落下。全世界有4.85亿人都对大英帝国俯首称臣，而“像英格兰银行一样安全“则与”和直布罗陀巨石一样坚固“一同，成为了稳固的代名词。彼时4.86美元才能换得一英镑，这也说明了英国财政的无比安全。空军在那时还无人问津，只有一些默默无闻的飞行员和一位名叫米歇尔的被撤职美国将军才梦想着去发展它；而那时被重视的则是海军，而那时世界的主要水路却全都被伦敦政府所占据。直布罗陀海峡、亚丁湾、新加坡海峡和好望角都被英国海军部牢牢掌握。福克兰群岛上有英国海军站统领麦哲伦海峡，甚至巴拿马运河也为女王陛下麾下的“加勒比中队”所监视。这所带来的结果是，美国就如英国其他任何的殖民地一样，确认无误地被英国皇家海军所护卫着。伦敦的劳合社保险公司甚至为针对美国的任何入侵提供500比1的赔付。当《财富》杂志向它的读者保证太平洋和大西洋“无论面对多快的战舰或是飞机，都会在现在与未来一直处于保护之下”时，他们假定了自美国建国以来便始终主宰着大海上每一股浪涛的英国海军还将永远主宰着海洋。
华盛顿当局也是这么想的。当时的美国无论从国力、愿景，还是从组织架构来看，都既无心也无力去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夏日的首都活像一个昏昏沉沉的乡村（在其他时候也没有什么人会记得它）。华盛顿那时仅仅只是美国第14大城市，而这个国家大部分重要事务都被放在了纽约解决——因为那里是财富汇聚的金融中心；需要采取联邦行动的时候，曼哈顿区大公司的那些律师们——比如查尔斯·埃文思·修斯、亨利·刘易斯·史汀生和伊莱休·鲁特等人——便会进京去指导他们的共和党同僚们。柯立芝总统通常在吃饭前就会完成他的公务。胡佛则因为成为第一个在他的办公桌上安装电话的总统而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他还创纪录地雇佣了五个秘书——在此之前的美国总统的秘书数量还从未超过一个——他甚至编排了一套复杂的传呼系统来呼叫这五个秘书。
雾底街区——美国国务院现在的所在地，在那时还只是一片黑人的贫民窟。如今的五角大楼在那时则是一个农业试验基地，呈出一片标准的华盛顿郊外景象。《星期六每日邮报》观察到“就在国家的核心立法机关近旁，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土地在被农民耕种着。”为政府所雇佣的外事工作者还不到两千人。更令人震惊的是，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那时都屈居在同一栋楼的同一层，那处面目狰狞、耀武扬威的“雕梁画栋”现在被人们叫做艾森豪行政办公大楼。当然，在1929年白宫被一把火烧得面目不堪时，总统和他的幕僚们也不得不搬进了这座大楼，而这些官僚中甚至没有一人感觉到这里太挤了。那时白宫还远没有今日这般的排场，那如今驻扎着驻外武官和外交秘书的东厢彼时还没有兴建；特勤局也还没有将西行政大道整个封锁，它彼时只不过是一条普通的大街，你随意哪天都大可在上面安营扎寨，即使你的距离已经足以轻松地往白宫里扔石头。如果你对着特勤局的特工喊一声，他可能会在大门口会一会你。陆军参谋总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也在这一层办公，他用一扇木板门把自己分隔了出来；当他需要辅助时，只需要喊一声“艾森豪威尔上校！”，艾克便得匆匆赶到。
有一位匿名的《财富》杂志撰稿人，形容麦克阿瑟将军说什么“不善表达，对公众不加掩饰地真诚”，这就是纯粹的胡说八道；麦克阿瑟甚至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在讲话时用第三人称自称，讲话时嘴里总是叼着一根长烟斗，他还在自己的工位身后安了面四米多高的大镜子，用来使自己的形象显得更加宏伟。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道：当麦克阿瑟觉得他自己可以自称是陷入了“居心叵测、粗鲁无礼、背信弃义、颠倒黑白、目中无人、歪门邪道、麻木不仁，会使世界走向永劫不复的深渊的政治职责的爆发“之中时，他便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对于那些专以从军为生的士兵们来说，他们则度过了一段难熬的日子。对于上校以下军衔的军人们来说，他们晋升的唯一凭据便是年岁；在三十年代初，想从上尉升到上校要花足足二十二年。在这些日子里，他们只好看着日历苦等着。无聊的感觉是如此难挨，甚至艾森豪威尔都差点就因此辞职了；在那些年月里，他养成了阅读Street&Smith出版社的街头杂志的习惯：《双枪西部》、《西部故事》、《刺激西部》以及《牛仔小故事》等等。渡过梅尔堡附近的波托马克河，便能看到一位在1919年升至此职的名叫小乔治·S·帕顿的上校；他在每周三和周六的下午四点骑着那些已经为他赢得过400条丝带和200樽奖杯的马中的一匹打马球；他同时也因拥有一把带有象牙握把的左轮手枪而闻名；他在障碍赛马、猎狐、双向飞碟、滑翔飞行等等领域也均有追求。但是帕顿上校和艾森豪威尔上校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他是个有钱人。
没有什么比看一眼当时的军队建制更能向我们展现四十年前美国的地方主义有多么盛行了，只消一眼就够。彼时美国拥有世界第十六大军队，位居捷克斯洛伐克、土耳其、西班牙、罗马尼亚和波兰之后；身披全套军装、每月拿17.85美元工资的军人统共有132069人。从纸面数据来看，美国似乎有与南斯拉夫(军队规模138934人)硬碰硬的实力，然而现实中他们恐怕只会一败涂地；这是因为这些麦克阿瑟手下的军人中，大部分人都要么被安排到了文职工作、要么在美墨边境巡逻或是去保护属于美国的海域了；真正在美国本土的士兵不过三万余人——比1776年乔治国王派往美国平叛的军队规模还要更小。
不仅如此，美国军队的素质也是差得可怕。彼时的军费不过是今日(译注：本书写于20世纪70年代)的四分之一，看起来也确实只值这些钱。《财富》杂志说它是世界上“装备最差”的军队，没有任何人对此观点提出异议。假如危机降临，麦克阿瑟可以调动1000辆均已过时坦克，1509架急速不足400公里每小时的飞机，仅有的一个机械化团(那年春天刚刚在诺克斯堡组建，由一些骑着马、穿着防芥子气的靴子的骑兵领队)。一位作家说，美国军队就是“以一副填不饱肚子、穿着不合身军装、歪歪扭扭端着枪的模样在广阔的大地上游荡”。
麦克阿瑟当时是美国全国唯一的四星上将——其他人中甚至连一个三星的都没有。作为军队的首脑他年薪10400美元，在梅尔堡有一处住所，并且能独享军队里仅有的一辆豪华专车。作为他的副手，艾森豪威尔上校的地位其次，年薪3000美元。由于他同时还担任军队在议会的说客，他不得不频繁地往返国会山；但是他的上司从来没有借给他专车，也没有人给过他车马费；在那时的华盛顿，还未有人开过成立备用金基金这种东西的先例。因此，据他本人后来回忆，艾森豪威尔那时只能走到国会大厅的尽头去填一张表，这样他就能得到两张有轨电车的车票，然后他就去宾夕法尼亚大道马路边上等前往普莱森特山的有轨电车。